注释: [1]2017年7月1日上午，在习近平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留学欧美学生与留学日本学生，感情上每欠融合。[107]1978年之后，它还有很大的影响，刑法学界近几年还有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争论，四要件体系是共和国成立后废除六法全书下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继受的苏联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中国刑法学的体系就是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82]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45]在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会议上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1950年人民大学的经费占教育部全部概算的五分之一，在1950到1957年之间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居全国之首。虽然在引进苏联专家来华教授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但最终还是受益较大。法学主要表现为翻译文化、移植文化、讲义文化、教科书文化、解释法学文化，法哲学与法解释学不统一，规范与事实不调和等弊病。[36]1949年秋季，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课改小组，研究文法学院中文、法律八个系的任务和基本课程，废除六法全书的体系，开设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法令、名著选读、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宪法原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商事法原理、犯罪学、刑事政策、苏联法律研究等课程。

因为在中国，通过多少代人的摸索，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7]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1页。但无论怎么说，著作权法若不能令社会公众不同程度受益，进而令全社会整体受益，国家就没理由花钱花人力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更晚近的还有号称精心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红》（中央歌剧院，2017）。芭蕾的故事全都改编自对历史、神话、传奇、民间故事或文学名著，有的甚至来自一幅反映民间风情的风俗画，却没有一个故事是原创的。相对于剧本和影片，舞剧《红》后出，却无人吐槽。因为芭蕾舞剧的每次表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创作，这类抄袭最多只能节省某些编导舞美的部分劳动。

但此案仍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权配置问题，两审法院似乎都没意识到，至少从其判决中看不出其有这种意识。该剧本完整展示和记录了谢晋对构成这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的先后顺序和编号、镜位（即特写、全景、中景还是近景）、摄法（即拉、推、摇、移、跟、俯等）以及切换方式等，还标注了与这些镜头相伴的导演对自然音响如流水声、风声以及音乐或歌声的考量、设计和安排。

但也别轻易断言这是红色经典改编的宿命——同样是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沙家浜》就曾创造了同期收视第一的佳绩。杰出意味着稀少，天赋意味着在这个行当汗水的意义不那么重大，因此芭蕾舞剧注定不大可能有多少高水平的抄袭或盗版。第四场则借助黑板上的文字来传递剧本和影片中洪常青对吴琼花的教诲。同样的场景和情节，文学可以用上帝的视角来细致描写，电影可以用不同的镜头和灵活的视角，以细微的眼神特写甚至旁白来表现复杂的人物情绪变化，而芭蕾舞剧只能主要靠舞蹈动作来塑造人物，为适合舞台表演的观赏，还总是必须是大幅度的因此必定高度夸张的舞蹈动作。

中国的著名芭蕾舞剧如《红》《白毛女》和《沂蒙颂》也如此。改编者要向被改编作品的原作者支付报酬并非自然法，而是后来，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才逐步衍生出来的社会规范。对梁信创作的原歌词则作了适度但——至少在我看来——合理的修改。本文用舞剧《红》的种种改编来印证了这一点。

当这几个方向都封死了资本投资获利的可能时，芭蕾舞也就不大可能催生出功能与制片人类似的制剧人了。可以相信，对娘子军的故事感兴趣的电影观众或剧本读者大致应当已看过他们感兴趣的作品。

不仅如此，舞剧永远是集体创作演出，很难界定各自的个人权利，此案判决因此有可能被后来的争议人——以各种形式参与过舞剧《红》改编创作表演的人，特别是但不止是此剧说明书标明的那些主创人员——用作案例，主张自己在舞剧中有限但很难排除的权利。由于剧本是文字叙事作品，电影是视觉叙事作品，芭蕾舞剧更多是视觉的抒情作品，这三种作品相互间无法替代，针对和创造的是三个分别的市场，有三类相当不同的受众。

梁信此案的重要诉求之一是，中芭1963年底改编、1964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红》，未获其许可，因此侵犯了梁信的改编权。尤其斗笠几乎成了娘子军女战士的标志或象征。这也是本案法官、律师都未关注的内容。继续诉讼？继续强制执行？此案争点因此具有一般性，即未来它仍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法院面前。这里讲的参考，不是挪用甚至不是借鉴。这就有一个法律能否和是否应当溯及既往，当年的改编者是否必须预先获得明确的改编许可问题。

这一方面表明作为故事的《红》并无持久的市场召唤力，也表明这个故事的其他表达形式也缺乏足够的市场召唤力，芭蕾除外。但这样一来，就不可能以舞剧编导，即便他对某舞剧有过决定性影响，永久署名该舞剧。

但梁信案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都没注意到，自然也就未着力解决其中隐含的这个反公地难题。文学剧本《红》是1961年发表，最多也只是加入了当时人们对热映影片《红》的关注，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这也就解说了，为什么在所有影视摄制中，至少从艺术上看，导演从来是创作的中心，编剧、摄影、作曲乃至哪怕有亿万粉丝或流量的主演都只是在作品中署名。鉴于当下中国的司法环境，本文要回答这类其实不可能有准确历史答案的疑难麻烦，法律人不能总是以一种非历史主义性来处理历史事实，即对历史事实作机会主义的剪裁，那注定是非规则的，因此也是非法治的。

芭蕾舞蹈公开表演，只要不许无偿影视直播，其著作权几乎无需实在的执法和司法保护，芭蕾舞的技术难度和艺术品质注定了舞蹈的著作权一般无法抄袭，更难剽窃。这种制度是经济资本时代的产物，显然是要投资者（制片人）承担全部的投资风险和利益，因此也就可能吸引投资者投资影视生产。如果法官未能运用其司法权促使律师提供足够甚或充分的材料，使自己就一个难办案件撰写一篇讲出点道理的判决，法官就还未充分有效地利用其司法的权威。可以视这一豁免为国家对高雅艺术行业的法律政策支持，但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却是降低改编演出高雅艺术品的交易费用，因此可能激励更多更好的演绎作品。

是的，音乐其实也不稳定，因为指挥和演奏也是表演，有即兴因素，音乐也会重新配器，因此是某种程度的改编创作，但总体而言，音乐乐谱是不变的，作曲家的名字是不变的。最重要的意味其实是，著作权保护，即便如今通说中对著作权人身权利的保护，其实从来也不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视角，而是基于社会的视角。

影片中已成女兵标志的斗笠给舞蹈带来了难题。而分镜头剧本会充分展现谢晋对影片《红》摄制的决定性贡献，他对电影摄制的全盘构想和细部斟酌。

即便梁信亲自披挂上阵，或是他特别许可的其他人的各种努力，全都无力扭转这一衰败。此案的生效判决事实上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或强化了这一难题。

改革开放的政策变革，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以及资本进入文艺界带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诸多变革。因为法院判中芭支付梁信的赔偿仅涵盖2003—2015年间。一些敏感、诚实的作家和编剧也早就承认这一点。中芭一定觉得自己委屈太大，没处讲理，即便在法庭上，甚至尤其是在法庭上。

最简单的判断就是，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讲不讲道理的问题。他们更可能是观看了这部1960年7月1日公映随即轰动了全国的电影，随着1962年影片《红》获得了首届百花奖多项大奖，他们产生了改编的念头。

不能只急急忙忙先查看法律的语词/条文/教义，回过头来再挑些靠近的事实剪裁一下，塞进去，最重要出路其实基于对事也即案情事实的细致分析。对芭蕾舞团来说，从此需要明确的只是其创作演出的作品的产权，几乎不再需要其他折腾。

影片完成后，无数次重复播放，即便不同观众感受仍有不同，但他们获得的是统一的标准化的视觉形象和听觉音频。而且，今天的政法意识形态还告知人们，法治主要还不是守法、守规矩和讲信用，而是每个人要拿起法律当武器，为权利而斗争，换言之，一定得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全面落实为当代社会的体面和正派，说是这样才能或更能促进经济、社会、科学以及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全社会都有好处。

(责任编辑：酒泉市)